大夏文化输出的浪潮中，最基础、最广泛、也最具战略意义的，便是语言的征服。如果说之前汉语还只是番邦商人、使节等少数精英阶层为了实用目的而学习的技能，那么现在，一场真正的“汉语热”己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，从上至下地蔓延开来，其热度堪比夏恒前世体验的全球英语狂潮，甚至更为狂热。

这股热潮的驱动力量是多方面的：

首要驱动力，依旧是赤裸裸的利益。与大夏这个巨无霸做生意，不会汉语，等于闭着眼睛在金山银山里摸爬滚打，随时可能被骗得血本无归。大夏的商贾们可没那么多耐心通过翻译讨价还价，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番邦商人，往往能拿到更优惠的价格、更紧俏的货品。各国王室也发现，想要购买大夏的先进武器（哪怕是淘汰型号）或寻求某种技术支持（在“懒政专利法”允许的边缘试探），派一个懂汉语的使者，成功率能高出数倍。经济利益，是最好也是最残酷的老师。

其次，是文化崇拜的延伸。大夏的强大、富庶、以及那些宛若神迹的科技（番邦视角），使得“大夏”二字本身就带上了光环。学习汉语，被许多番邦知识分子和贵族视为接近先进文明、获取“天朝智慧”的钥匙。他们相信，这种能诞生出如此辉煌文明的语言，必然蕴含着天地至理和无穷奥秘。读懂大夏的诗书典籍（哪怕是翻译版或粗浅读物），成了有学识、有追求的象征。

再者，是时尚与地位的象征。在番邦上流社会的沙龙、宴会中，能夹杂着说几句汉语，尤其是引用一两句似懂非懂的大夏古诗（比如“床前明月光”），立刻就能成为全场焦点，格调瞬间提升好几个档次。为子女聘请一位汉语教师，成了贵族家庭的新刚需，价格水涨船高。会不会汉语，成了区分“老牌贵族”和“暴发户”的一条隐形的、却又至关重要的标准。

于是，世界各地的景象开始变得奇异而统一：

在波斯湾的港口城市，皮肤黝黑的商人们聚在一起，笨拙地跟着一个曾到过广州的老水手朗读：“你~好~，多~少~钱~？”

在欧罗巴某国王宫的晚宴上，一位公爵夫人矜持地向同伴展示她刚学会的汉语问候语：“吃~饭~了~吗~？”引发一片惊叹。

在寒冷的莫斯科公国，贵族子弟们围着火炉，痛苦地记忆着汉字的笔画，觉得这比西伯利亚的寒风还要难熬。

甚至连遥远的非洲海岸部落酋长，也用几袋钻石换回一本皱巴巴的《汉语识字图册》，命令部落里最聪明的年轻人必须学会，以便下次能首接与来自东方的“太阳船”（大夏商船）交易。

大夏的出版物成了抢手货。除了实用的教材，一些简单的大夏故事书、诗词选集（配图版），甚至是被淘汰的旧版《大夏八卦周刊》，都被番邦商人当作高级礼品贩卖，价格昂贵。

一些有远见（或者想赚钱）的大夏商人，看到了其中的商机，开始组织“海上汉语学堂”，派遣一些落魄文人或略通文墨的伙计随船出海，到各个港口进行短期汉语培训，收费不菲，却依然门庭若市。

更有趣的是，番邦各国对汉语的“本土化”改造也开始了。由于缺乏正规学习和语言环境，各种口音怪异、语法混乱的“洋泾浜汉语”应运而生。比如，某个南洋岛国的商人在砍价时可能会说：“你这个，不好，便宜一点点，可以？”虽然不伦不类，但居然也能实现基本沟通。

《大夏八卦周刊》自然不会错过这等盛况，专门开辟了“番邦学话趣闻”专栏，报道各种令人捧腹的糗事：比如某西域使者想表达敬意，却把“陛下万岁”说成了“陛下万睡”，差点被轰出宫去；某北欧贵族想赞美大夏瓷器，却形容为“像结了冰的牛奶一样白”，让人哭笑不得。

夏桓看到这些报道，乐得前仰后合。

“哈哈，‘万睡’？朕倒是想万睡，可惜总被你们吵醒！”他指着周刊对小柱子笑道，“这帮老外，学个话都能闹这么多笑话。不过，肯学是好事，省得以后交流还得带个翻译，麻烦。”

他完全没意识到，这场自发的、席卷全球的“汉语热”，正在为他无形中构建一个以汉语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，其深远影响，未来将远超十万大军。